2、自己当老板。为别人打工，你绝不会变成巨富，老板一心一意地缩减开支，他的目标不是使他的职员变成有钱人。

　　3、提供一种有实效的服务，或一种实际的产品。你要以写作、绘画或作曲变成百万富翁的机会可以说是无限小，而你要在营造业、房地产、制造业发大财的机会比较大。记住，出版商赚的钱比作家多得多。

　　4、如果你坚持要用自己的灵感来创业？最好选择娱乐业，在这方面，发财的速度相当快，流行歌曲和电视最理想。

　　5、不论你是演员或商人，尽量增加你的观众。在小咖啡馆唱歌的人，所赚的钱一定比不上替大唱片公司灌唱片的人，地方性的商人，不会比全国性的商人赚的钱多。

　　6、找出一种需要，然后满足它。社会越变越复杂，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最先发现这些需求而且满足他们的人，是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人，也是最先成为富翁的人。

　　7、不要不敢采用不同的方式——新的方法和新产品，会造成新的财富。但必须确定你的新方法比旧方法更理想，你的新方法必须增进产品外观、效率、品质、方便或者降低成本。

　　8、如果你受过专业教育，或者有特殊才能，充分利用它。如果你烧得一手好菜，而却要去当泥水匠，那就太笨了。

　　9、在你着手任何事情之前，仔细地对周围的情形研究一番。政府机关和公共图书馆，可以提供不少资料，先做研究，可以节省你不少时间和金钱。

　　10、不要一直都想着发大财，不如你想想如何改进你的事业，您应该常常问自己的是：“我如何改良我的事业？”如何使事业进行顺利，财富就会跟着而来。

　　11、可能的话，进行一种家庭事业，这种方法可以减少费用，增进士气，利润的分配很简单，利润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整个事业控制也较容易。

　　12、尽可能减少你的费用，但不能牺牲你的品质，否则的话，你等于是在慢性自杀，赚钱的机会不会大。

　　13、跟同行的朋友维持友谊——他们可能对你很有帮助。

　　14、把尽量多的时间花在事业上。一天12小时、一星期6天是最低要求，一天14小时到18小时很平常，一星期工作7天最好了。你必须先牺牲家庭和社会上的娱乐，直到你事业站稳为止。也只有到那时候，你才能把责任分给别人。

　　15、不要不敢自己下决心。听听别人的赞美和批评，但你自己要下决心。

　　16、不要不敢说实话。拐弯抹角，只会浪费时间，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要尽可能地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出来。

　　17、不要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犯了错误并不是一种罪行，犯错不改才是罪过。

　　18、不要因为失败就裹足不前。失败是难免的，也是有价值的，从失败中，你会学到正确的方法论。

　　19、不要在不可行的观念上打转。一发现某种方法行不通，立即把它放弃。世界上有无数的方法，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可行的方法上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20、不要冒你承担不起的风险。如果你损失10万元，若损失得起的话，就可以继续下去，但如果你赔不起5万元，而一旦失败的话，你就完蛋了。

　　21、一再投资，不要让你的利润空闲着，你的利润要继续投资下去，最好投资别的事业或你控制的事业上，那样，才能钱滚钱，替你增加好几倍的财富。

　　22、请一位高明的律师——他会替你节约更多的金钱和时间，比起你所给予的将要多的多。

　　23、请一位精明的会计师。最初的时候，你自己记账，但除非你本身是个会计师，你还是请一位精明的会计师，可能决定你的成功和失败——他是值得你花钱的。

　　24、请专家替你报税。一位机灵的税务专家，可又替你免很多的税。

　　25、好好维持你的健康和你的平静心灵——否则的话，拥有再多的钱也没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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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白色收入

　　白色收入指通过给社会创造价值或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获得的收入。白色收入的创造过程是对你好我好大家好，并且对任何人不会有坏处。

　　白色收入是强烈推荐大家采用获得财务自由的收入种类。

　　2. 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指通过利用职位之便通过占用或掠夺别人的资源获得的收入。灰色收入的创造过程可能对你好对我也好，但对别人不好。比方说销售人员通过给采购人员佣金的方式获得销售合同、官员通过收红包替人办事等。灰色收入在中国情况很普遍，甚至在某些行业被默认为一种合理的收入，但度很难把握。

　　建议大家慎重考虑，尽量减少甚至不要通过这种收入获得财务自由，否则的话即使实现了财务自由怕也很难安心。

　　3. 黑色收入

　　黑色收入指通过强迫从别人那里偷窃或抢夺资源的方式获得的收入。黑色收入的创造过程只对自己好，但对其它所有人都不好。比方说偷窃、抢夺等方式获得的收入都属于这个种类，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收入很难长期保留，留着也很难安心。

　　建议大家不要考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财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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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留意到这个现象，是我刚工作不久。我的顶头上司彼特住在华尔街对过的布鲁克林高地，一次我和他出差去波士顿，他告诉我要租一辆车。我感到很奇怪，便问：“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他说：“我没有车。”我想，他每年至少赚30万美元，怎么不养车呢？他看出我诧异的眼神。便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养车呢？”从注意到顶头上司不养车，我渐渐地发现“真正”的纽约人绝大多数都不养车。

　　近来这种现象连国内的亲友也注意到了。一次一个老同学和我聊天，她说最爱看有关纽约生活的电视剧，比如“老友记”和“欲望城市”。她说，“电视剧里的纽约人好像都不开车，出门不是坐地铁，就是打的。”我说：“是啊，生活在曼哈顿，公共交通发达，计程车随叫随到，非常方便。相反，要是自己开车的话，而且由于堵车，自己开车根本无法控制时间。”另外，从经济角度上说，一个固定车位每个月租金至少600美金，有的停车场甚至每十五分钟收10美金。养一辆私家车，停车费，加上保险、油费、汽车折旧，每个月要二、三千美金，而一张公共交通的月票只有几十块钱。

　　有的时候人会分不清手段和目的。开车原是一种手段，特别是在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可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开车却变成了目的。我有个表弟从美国加州搬到纽约，那时我住在曼哈顿的罗斯福岛，他先在我这儿住了几天，他想不通我为什么不养车。一周后，他找到一套很满意的公寓，在曼哈顿第一大道上，但他发现那栋楼里没有停车位，最近的一个停车场在十五分钟以外的地方。他问我：“住在这儿我怎么开车呢？”我说：“住在这儿，你不需要开车。”他问：“在北美怎么能不开车呢？”我反问：“在北美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呢？”为了能开车，我表弟移住到了新泽西州，宁愿每天在路上花两、三个小时到市中心上班。

　　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无疑是主要交通工具，但那种将骑自行车或乘坐公车看成是降低自己身份的观念早已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良好的自行车或公车基础设施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它表明一个骑自行车或坐公车上班的公民与另一个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公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交通所体现的公平性。

　　纽约市长彭博，要地位有地位，说富有他上东城的一栋镇屋就值个几千万美金，他每天照样坐4、5号地铁上班，人称“地铁市长”。起先觉得那是他拉选票的“噱头”，有两年我每天也坐4、5号地铁上班，隔三差五见到他，这才相信他不是做秀的。再后来，我住进了曼哈顿的罗斯福岛，我所居住的“曼哈顿花园”小区(Manhattan Park)，是联合国各级官员的居所，前秘书长安南就曾在岛上住了好些年。他们也是入乡随俗，每天搭乘岛上的红色大巴出出进进，这红色大巴和美国接送孩子上学的校车很像。一大车衣冠楚楚的大使参赞们乘坐其间，也算是纽约的一大景观吧。

　　关于汽车，有些人可能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一个地方的汽车越多，那个地方的生产效率就越高。真是这样吗？最近哈佛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郊区，在中小城市，情况的确如上所述。但在大城市就绝非如此。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当汽车的数量从无到有的初期阶段，生产效率的确成正比提高。但到达一定数目后，交通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渐渐地将会抵消生产力的提高。而随着汽车的进一步增加，就会和效率成反比，那时，整个城市就渐渐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大家都将动弹不得了……

原文发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1fe090100js4q.html

　　前不久，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他：“在您至今所进行的投资中，哪一次的收益最高？”沃伦·巴菲特想了想，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发黄的笔记本，笑呵呵地说：“就是这个。”记者不信，说：“您在开玩笑吧？”这时，巴菲特严肃起来：“不，先生，这是真的。这个笔记本是我小时候用0.5美元买的，现在已成为我最珍贵的财富了。”

　　记者带着疑问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才发现上面记录了他的学习体会，读书感想，突然闪现的投资想法以及一些生活和投资经历，其中几段是这样的：7岁那年，我向父亲要一点儿零花钱，买一本很好看的漫画书，父亲不给，让我自己想办法。于是，我只好像别的孩子那样去送报或做点儿别的短工。

　　从开始上学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放学后，我都要阅读股票指数和图表以及《华尔街日报》。读大学后，我阅读了能够接触到的各种投资和商业类书籍，总共读了100多本，并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尝试各种投资方法，力图找到一套框架体系。犯了很多错误，也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

　　“这真是一笔无穷的财富啊！”记者由衷地赞叹道。

　　沃伦·巴菲特稍稍一顿，接着说：“这笔财富已经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它本身都在随时间而不断地增值，因此，可以说，它是我最成功最漂亮的一次投资了。”

　　原来，巴菲特所说的最好的投资，是学习、读书，总结经验、教训，充实自己的头脑，增长自己的学问，培养自己的眼光。

　　一位曾在股市里小有成绩的人士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随着频繁的股市交易，赚了、又赔了，痛定思痛，他深深地感到，投资股市不能靠听消息，跟大户，要有自己的思路，必须自己认真读书，掌握金融证券的基本理论。

　　这时，正好有一位朋友弄到一本台湾出版的《股市操作指南》，他借来花钱复印了下来。白天工作，深夜苦读，书中的投资理论，为他打开了一片新的投资世界。此后十多年，他一边读书，一边投资，先后读了格雷厄姆、巴菲特、鲍格尔、索罗斯等50多本关于投资的书籍，并认真做好读书笔记。有些书反复看了不下十几遍，每看一遍都有新的发现。大师们的智慧，把他从黑暗中引领到光明的地带。

　　不仅股市如此，其他行业也概莫能外。前一段时间，东莞某公司开出18万元的年薪聘请一名客户总监，其招聘海报对应聘者要求第一条是：“熟背《弟子规》。”招聘会现场人员川流不息，竟然无人应聘，因为没有一个人读过《弟子规》。

　　一位成功人士说过：“当灾难来临，你的金钱，你的厂房，你的设备，你的产品等所有身外财物都毁于一旦的时候，惟有知识和头脑是可以随身携带，且永远不会被人偷盗和毁灭的财富。有了学问就拥有一切。所以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投资，也是最高明的投资。”

　　最好的投资，不一定指哪一个项目，哪一只股票，哪一个产品，而是投资自己的未来，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

　　开始前我必须先向你们坦白，二十多年前，我做了一件让我后悔莫及的事，一件我丝毫不感到骄傲的事，一件我希望没有任何人会知道的事。但今日我认为我有必要揭发我自己。(笑声)。80年代晚期，因为年少轻狂，我进入法律学院就读。(笑声)。

　　在美国，法律学位是个专业学位。你得先拿到学士，才能进入法律学院。当我进入法律学院时，我的成绩不怎么好。客气地说，我的成绩不怎么好。我的毕业成绩成就了在我之上那其他九成的同学。(笑声)。谢谢你们。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律师，基本上那样做可能还会犯法。(笑声)。

　　但今日，我违背我的理性，违背我太太的忠告，我想重拾那些过去所学的诉讼技巧，所剩无几的诉讼技巧。我不要向你们说故事，而是提出一个陈述，提出一个有根有据，货真价实的法庭陈述，来重新思考我们的管理方法。

　　陪审团的女士先生们，请看看这个。这便是有名的“蜡烛问题”。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已经看过了。它是在1945年由心理学家 Karl Duncker 所创造的。Karl Duncker 创造了这个实验。在行为科学中被广泛运用的情况是：假设我是实验者，我带你进入一个房间，给你一根蜡烛，一些图钉和火柴，告诉你说：“现在尝试把蜡烛固定在墙上，让烛泪不要滴到桌上。你会怎么做？”

　　许多人尝试用图钉把蜡烛钉在墙上，行不通；有些人，台下也有些人做出这样的动作；有些人想到他们可以点燃火柴，溶化蜡烛的底部，尝试把它黏在墙上。好主意，但行不通。差不多过了五到十分钟，大部分的人便会想出解决办法。就像图片上那样，重点是克服“功能固着”。当你看到盒子，你不过把它当成装大头针的容器，但它还有其它功能，那就是作为放蜡烛的平台。

　　现在我想告诉你另一个利用蜡烛问题的实验，由一个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名叫Sam Glucksberg的科学家所做的实验，这实验让我们看见动机的力量。他是这么做的：他将参与者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告诉他们：“我要开始计时，看看你们能多快解决这个问题？”他对其中一群人说，我只是想取个平均值，看一般人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他提供奖励给另一群人，他说：“如果你是前25%最快解决问题的人，就能拿到5块钱。如果你是今日所有人里解答最快的，你就有20块钱。”这个实验是几年前的事了，按照通货膨胀，几分钟就能拿到20块是很不错的，是个不错的激励。

　　问题是，这群人比另一群人的解题速度快了多少呢？答案是：平均来说，他们比另一组人，多花了三分半种。整整三分半种。这不合理，不是吗？你想想，我是个美国人，我相信自由市场。这个实验不太对劲吧？对吗？(笑声)，如果你想要人们做得更好，你便给他们奖赏，对吗？红利、佣金、他们自己的真人秀赋予他们动机。这就是商业法则，但实验里却不是这样，奖励是为了增强思考能力及创意，但事实却是相反，它阻断了思考和创意能力。

　　有趣的事情是，这个实验不是误差，它被一再重复。在过去的四十年间，这些不同的激励，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得到那个，在某些情况里是可行的，但在许多任务中，它们不是没作用，更有可能产生反效果。这是在社会科学中一项最有力的发现，同时也是最为人忽略的。

　　过去两年我一直研究人类的动机，尤其是那些外部的激励因素和内在的激励因素。我可以告诉你，两者相差悬殊。如果你使用科学方法查证，你会发现，科学知识和商业行为之间有条鸿沟。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商业机制。想想这些商业的协议和假设，我们如何激励人心，如何运用人力资源，全是以这些外部激励因素作为基础。打手心给块糖，对许多20世纪的工作来说是可行的。但面对21世纪的工作，这些机械化的，奖惩分明的作法，已经不管用了，有时更招致反效果，让我呈现我想表达的。

　　Glucksberg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这次他给了他们一个比较不同的问题，像这个图里面的，实验对象必须要找出一个让蜡烛黏在墙上又不会流下烛泪的方法。相同地，一边我们要的是平均时间，另一边，给他们不同的激励，结果呢？这次，有激励的那组人，远远地胜过了另一组人，为什么？一旦我们把图钉从盒子里拿出来，问题就变得相当简单不是吗？(笑声)。

　　假设在这个情况下，奖励就变得非常有效，在规则简单、目标明显的情况下，奖励产生了作用，让我们集中精神，变得专注，这便是为何奖励在许多情况下有效的缘故。当我们面对的工作是范围狭窄，你能清楚见到目标，向前直冲时，奖励便非常有效；但在真正的“蜡烛问题”中，你不能只是这样看，答案不在那里，答案是在周围，你需要四处找寻，奖励却令我们眼光狭隘，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让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西欧，亚洲的许多地方，北美洲、澳洲，白领工作者比较少处理这种问题，更多的是这种情况，那些例行的、常规性的、左脑的工作，一些会计、一些财务分析，一些电脑编程，变得极为容易外包，变得自动化，软件能处理得更快，世界其他地方的低价供应商能以更便宜的成本来完成，所以更重要的是右脑的、创意、概念式的能力。

　　想想你的工作，想想你自己的工作，你所面对的问题，甚至是我们今天所谈论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它们有清楚的规则和一个简单的解答吗？不，它们的规则模糊，解答，如果有解答的话，通常是令人意外而不明显的。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尝试解决他自己的“蜡烛问题”，对所有形式的“蜡烛问题”，在所有领域，这些“如果——那就”的奖励，这些在商业世界里无处不在的奖惩系统，其实没用。

　　这简直让我发狂，重点是，这不是一种“感觉”，我是个律师，我才不信什么感觉；这也不是哲学，我是个美国人，我才不信什么哲学，(笑声)。这是真相，或是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圈常说的，一个“事实真相”，(笑声)，(掌声)。让我给你一个例子，让我收集这些证据，因为我不是在告诉你一个故事，而是陈述一个案子。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证据在此：Dan Ariely，一位当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和三位同仁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做了一些研究，他给这些学生一些游戏，一些需要创造力的游戏，需要动力和专注，依照他们的表现给他们，三种不同程度的奖励：小奖励、中奖励、大奖励。如果你做得好，你就得到大奖励，依此类推，结果呢？只要是机械形态的工作，红利就像我们所认知的，奖励越高，表现越好。是的。但如果这个工作需要，任何基本的认知能力，越大的奖励却带来越差的表现。

　　于是他们说：“让我们试试是否有什么文化差距，让我们去印度的马杜赖试试。”生活水平较低，在马杜赖，北美标准的的中等奖励有意义多了，一样地，一些不同游戏，三种奖励，结果呢？中等奖励的人，做得不比那些小奖励的人好，但这次，那些能够得到大奖励的人，表现最差，三种实验中，在我们提供的九个游戏中有八个，奖励越高的表现越差。

　　难道这是一种感情用事的，阴谋诡计吗？不。这些经济学家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和芝加哥大学，你知道赞助这实验的是谁吗？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完全的美国经验。

　　让我们跨海到伦敦经济学院看看，LSE，伦敦经济学院是十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母校，训练伟大经济学家的地方，有乔治·索罗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滚石乐团的米克·贾格尔（笑声），上个月，才刚过去的那个月，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汇整了51个关于企业内部绩效薪酬的研究，这些经济学家说“我们发现金钱的激励能对整体绩效带来负面效果。”

　　科学知识和商业行为之间有条鸿沟。我所忧心的是，在我们站在金融风暴废墟之间的此刻，仍然有太多团体，仍然以一些过时的、未经验证的、非科学的，几乎是来自天方夜谭的假设，来制定规则和管理人事。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摆脱这个经济危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这些属于21世纪的核心工作中获取绩效的话，这解答无异是错上加错：用胡萝卜来吸引人，或是用棍子来威胁人。我们需要一种新做法。

　　好消息是这些研究人类动机的科学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方向，这个新方向讲求内在的激励，我们想做是因为它能改变世界，因为我们喜欢，因为它很有趣，因为它能影响的范围很广。在我心里，这种新的商业机制围绕在三个基础上，自主性、掌握力和使命感。自主性，想要主掌自己人生的需求；掌握力，想要在举足轻重的事情上做得更好的欲望；使命感，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更高远的理想的渴望，这些便是建立新商业机制的基石之上。

　　今天我只想提自主性。20世纪产生了管理学的想法。管理学不是自然发生的，管理学象是，一，它不是一棵树而是个电视机，对吗？有人发明它，不代表它永远都好用，管理学很好，传统的管理学的概念是好的，如果你需要的是服从，但如果你想要员工全心投入，自动自发更好。

　　有关自动自发，让我给你一些革命性的例子，代表着这样的例子不多，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正开始发生，它代表着付给人们合理与足够的工资，让钱不再是问题，然后给人们很大的自治权，让我举一些例子。

　　在座谁听过一家叫Atlassian的公司？看起来一半都不到，（笑声），Atlassian是一个澳大利亚的软件公司。他们做了一件很酷的事，一年有几次，他们跟公司里的软件工程师说，“接下来的24个小时，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只要它和你每天的工作无关，随便你要做什么都行”。这些工程师便利用这些时间，写出一套有趣的编程，优雅地包装这些想法。在那天的最后，在这个全员到齐，万众一心的会议中，对他们的组员和整个公司介绍他的发明。当然，身为澳大利亚人，大家都得来罐啤酒。

　　他们叫这是FedEx，联邦快递日，因为你必须在隔夜交出你的作品，很不赖的想法。虽然违反商标法，但这个想法很聪明。（笑声）。在高度自主的一日中，他们做出了许多软件编程的革新，之前根本没人想到的。

　　这个计划的成功，让Altlassian更进一步地发明了，五分之一时间。谷歌把这个想法发扬光大，工程师可以用五分之一的时间，做所有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自由分配他们的时间，工作，组员，就是这样，完全的自主权。诚如大家所知，在谷歌，一年中有一半的新商品，都来自这五分之一时间，像谷歌信箱、Orkut、谷歌新闻。

　　让我给你一个更具革命性的例子，一个叫做“只论结果的工作环境”，简写是ROWE，由两个美国分析师所创造用在十多家北美公司上。在ROWE之中，人们没有日程表，他们想来就来，他们不需要在特定时间到公司，任何时间，他们只需要把工作完成，怎么做、何时做、在哪里做、都取决于他们自己，甚至连开会都是选择性的。

　　结果呢？几乎所有公司的生产力都提升了，工作投入度提升，工作满意度提升，人力流失降低，自主性、掌握力和使命感，这便是新工作方式的新基础，在座的某些人可能会看着然后说，“嗯，听起来不错，就是太理想化了。”我说“错了。我有证据。”

　　在90年代中，微软开始了一个叫做Encarta的百科全书计划，他们使用了所有正确的激励，所有的激励。他们付钱给专业人士，让他们编写这些文章，收入颇丰的主管们监督着整个计划，确定它不会超过预算和时间。几年后另一个百科全书计划开始了，完全不同的模式，为了兴趣而作。没有人能拿到任何一毛钱，因为自己喜欢做而做。

　　如果你在十年前，到一个经济学家那里去，对他说“我有两种撰写百科全书的模式，拿来相比，谁会赢？”十年前你绝对不会找到任何一个清醒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地球的任何角落，能够预知维基百科的模式。

　　这是一场两种模式之间的世纪战役，动机的阿里与弗雷泽之战，就像那场在马尼拉的拳王之战，是吗？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自主性、掌握力和使命感，以及胡萝卜和棍子。谁赢了？内在动机、自主性、掌握力和使命感获得压倒性胜利。

　　结论是科学知识和商业行为之间有条鸿沟。一，这些20世纪的奖励，这些我们当作商业中自然一部分的激励，是有用的，但只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二，这些奖励往往会破坏创造力；三，高绩效的秘密，不是奖励和惩罚，而是看不见的内在动力，让人为了自己而做的动力，让人有使命感的动力。

　　最好的是，我们了然于心。科学不过确认了我们心里的声音。如果我们改变科学知识和商业行为之间的那条鸿沟，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动机，对激励的想法，带进21世纪，如果我们越过懒惰的、危险的、理想化的，胡萝卜和棍子的想法，我们可以强化我们的公司，解决许多的“蜡烛问题”，那么或许，或许，我们便能改变世界。陈述完毕。（掌声）。

　　I need to make a confession at the outset here. A little over 20 years ago I did something that I regret,something that I’m not particularly proud of,something that, in many ways, I wish no one would ever know, but here I feel kind of obliged to reveal.(Laughter) In the late 1980s, in a moment of youthful indiscretion, I went to law school.(Laughter)

　　Now, in America law is a professional degree. You get your university degree. Then you go on to law school. And when I got to law school, I didn’t do very well. To put it mildly, I didn’t do very well. I, in fact, graduated in the part of my law school class that made the top 90 percent possible. (Laughter)Thank you. I never practiced law a day in my life. I pretty much wasn’t allowed to. (Laughter)

　　But today, against my better judgement, against the advice of my own wife, I want to try to dust off some of those legal skills, what’s left of those legal skills.I don’t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I want to make a case. I want to make a hard-headed, evidence-based, dare I say lawyerly case, for rethinking how we run our businesses.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take a look at this. This is called the candle problem. Some of you might have seen this before. It’s created in 1945 by a psychologist named Karl Duncker. Karl Duncker created this experiment that is used in a whole variety of experiments in behavioral science.And here’s how it works. Suppose I’m the experimenter. I bring you into a room. I give you a candle, some thumbtacks and some matches. And I say to you, “Your job is to attach the candle to the wall so the wax doesn’t drip onto the table.” Now what would you do?

　　Now many people begin trying to thumbtack the candle to the wall. Doesn’t work. Somebody, some people, and I saw somebody kind of make the motion over here. Some people have a great idea where they light the match, melt the side of the candle, try to adhere it to the wall. It’s an awesome idea. Doesn’t work. And eventually, after five or 10 minutes, most people figure out the solution, Which you can see here. The key to overcome what’s called functional fixedness. You look at that box and you see it only as a receptacle for the tacks.But it can also have this other function, as a platform for the candle. The candle problem.

　　Now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an experiment using the candle problem, done by a scientist named Sam Glucksberg, who is now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the U.S. This shows the power of incentives. Here’s what he did. He gathered his participants. And he said, “I’m going to time you. How quickly you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 one group he said, I’m going to time you to establish norms, averages for how long it typically takessomeone to solve this sort of problem.

　　To the second group he offered rewards. He said, “If you’re in the top 25 percent of the fastest timesyou get five dollars. If you’re the fastest of everyone we’re testing here today you get 20 dollars.” Now this is several years ago adjusted for inflation. It’s a decent sum of money for a few minutes of work.It’s a nice motivator.

　　Question: How much faster did this group solve the problem? Answer: It took them, on average, three and a half minutes longer. Three and a half minutes longer. Now this makes no sense right? I mean, I’m an American. I believe in free markets.That’s not how it’s supposed to work. Right?(Laughter) If you want people to perform better, you reward them. Right? Bonuses, commissions, their own reality show. Incentivize them. That’s how business works. But that’s not happening here.You’ve got an incentive designed to sharpen thinking and accelerate creativity. And it does just the opposite. It dulls thinking and blocks creativity.

　　And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experiment is that it’s not an aberration. This has been replicate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nearly 40 years. These contingent motivators, if you do this, then you get that, work in some circumstances. But for a lot of tasks, they actually either don’t work or, often, they do harm.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in social science. And also one of the most ignored.

　　I spent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looking at the science of human motivation, particularly the dynamics of extrinsic motivators and intrinsic motivators. And I’m telling you, it’s not even close. If you look at the science, there is a mismatch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business does. And what’s alarming here is that our business operating system — think of the set of assumptions and protocols beneath our businesses, how we motivate people, how we apply our human resources — it’s built entirely around these extrinsic motivators, around carrots and sticks. That’s actually fine for many kinds of 20th century tasks. But for 21st century tasks, that mechanistic, reward-and-punishment approachdoesn’t work, often doesn’t work, and often does harm. Let me show you what I mean.

　　So Glucksberg did another experiment similar to this where he presented the problem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way, like this up here. Okay? Attach the candle to the wall so the wax doesn’t drip onto the table. Same deal. You: we’re timing for norms. You: we’re incentivizing. What happened this time? This time, the incentivized group kicked the other group’s butt. Why? Because when the tacks are out of the box it’s pretty easy isn’t it? (Laughter)

　　If-then rewards work really well for those sorts of tasks, where there is a simple set of rules and a clear destination to go to. Rewards, by their very nature, narrow our focus, concentrate the mind.That’s why they work in so many cases. And so, for tasks like this, a narrow focus, where you just see the goal right there, zoom straight ahead to it, they work really well. But for the real candle problem,you don’t want to be looking like this. The solution is not over here. The solution is on the periphery.You want to be looking around. That reward actually narrows our focus and restricts our possibility.

　　Let me tell you why this is so important. In western Europe, in many parts of Asia, in North America, in Australia, white collar workers are doing less ofthis kind of work, and more of this kind of work.That routine, rule-based, left brain work, certain kinds of accounting, certain kinds of financial analysis, certain kinds of computer programing,has become fairly easy to outsource, fairly easy to automate. Software can do it faster. Low-cost providers around the world can do it cheaper. So what really matters are the more right-brainedcreative, conceptual kinds of abilities.

　　Think about your own work. Think about your own work. Are the problems that you face, or even the problem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here, are those kinds of problems — do they have a clear set of rules, and a single solution? No. The rules are mystifying. The solution, if it exists at all, is surprising and not obvious. Everybody in this roomis dealing with their own version of the candle problem. And for candle problems of any kind, in any field, those if-then rewards, the things around which we’ve built so many of our businesses, don’t work.

　　Now, I mean it makes me crazy. And this is not — here’s the thing. This is not a feeling. Okay? I’m a lawyer. I don’t believe in feelings. This is not a philosophy. I’m an American. I don’t believe in philosophy. (Laughter) This is a fact, or, as we say in my hometown of Washington D.C., a true fact.(Laughter) (Applause)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of what I mean. Let me marshal the evidence here, because I’m not telling you a story. I’m making a c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some evidence:Dan Ariely, one of the great economists of our time,he and three colleagues, did a study of some MIT students. They gave these MIT students a bunch of games, games that involved creativity, and motor skills, and concentration. And the offered them, for performance, three levels of rewards. Small reward, medium reward, large reward. Okay? If you do really well you get the large reward, on down.What happened? As long as the task involved only mechanical skill bonuses worked as they would be expected: the higher the pay, the bet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But one the task called foreven rudimentary cognitive skill, a larger reward led to poorer performance.

　　Then they said, “Okay let’s see if there’s any cultural bias here. Let’s go to Madurai, India and test this.” Standard of living is lower. In Madurai, a reward that is modest in North American standards is more meaningful there. Same deal. A bunch of games, three levels of rewards. What happens? People offered the medium level of rewards did no better than people offered the small rewards. But this time, people offered the highest rewards, they did the worst of all. In eight of the nine tasks we examined across three experiments,higher incentives led to worse performance.

　　Is this some kind of touchy feely conspiracy going on here? No. These are economists from MIT, from Carnegie Mell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do you know who sponsored this research?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et’s go across the pond 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lma mater of 11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Training ground for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like George Soros, and Friedrich Hayek, and Mick Jagger. (Laughter) Last month, just last month,economists at LSE looked at 51 studies of pay-for-performance plans, inside of companies. Here’s what the economists there said, “We find that financial incentives can result in a negative impact on overall performance.”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business does. And what worries me, as we stand here in the rubble of the economic collapse, is that too many organizations are making their decisions, their policies about talent and people, based on assumptions that are outdated, unexamined, and rooted more in folklore than in science. And if we really want to get out of this economic mess, and if we really want high performance on those definitional task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solution is not to do more of the wrong things. To entice people with a sweeter carrot, or threaten them with a sharper stick, we need a whole new approach.

　　And the good news about all of this is that the scientists who’ve been studying motivation have given us this new approach. It’s an approach built much more around intrinsic motivation. Around the desire to do things because they matter, because we like it, because they’r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are part of something important. And to my mind, that new operating system for our businesses revolves around three elements: autonomy, mastery and purpose. Autonomy, the urge to direct our own lives; mastery, the desire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at something that matters; purpose, the yearning to do what we do in the service of something larger than ourselves. These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an entirely new operating systemfor our businesses.

　　I want to talk today only about autonomy. In the 20th century, we came up with this idea of management. Management did not emanate from nature. Management is like — it’s not a tree. It’s a television set. Okay? Somebody invented it. And it doesn’t mean it’s going to work forever.Management is great. Traditional notions of management are great if you want compliance. But if you want engagement, self-direction works better.

　　Let m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of some kind of radical notions of self direction. What this means — you don’t see a lot of it, but you see the first stirrings of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going on.Because what it means is paying people adequately and fairly, absolutely. Getting the issue of money off the table, and then giving people lots of autonomy. Let m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How many of you have heard of the company Atlassian? It looks like less than half. (Laughter)Atlassian is an Australian software company. And they do something incredibly cool, a few times a year they tell their engineers, “Go for the next 24 hours and work on anything you want, as long as it’s not part of your regular job. Work on anything you want.” So that engineers use this time to come up with a cool patch for code, come up with an elegant hack. Then they present all of the stuff that they’ve developed to their teammates, to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in this wild and wooly all hands meet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And then, being Australians, everybody has a beer.

　　They call them FedEx Days. Why? Because you have to deliver something overnight. It’s pretty. It’s not bad. It’s a huge trademark violation. But it’s pretty clever. (Laughter) That one day of intense autonomy has produced a whole array of software fixes that might never have existed.

　　And it’s worked so well that Atlassian has taken it to the next level with 20 Percent Time. Done, famously at Google. Where engineers can work, spend 20 percent of their time working on anything they want. They have autonomy over their time, their task, their team, their technique. Okay? Radical amounts of autonomy, And at Google, as many of you know, about half of the new products in a typical year are birthed during that 20 Percent Time.Things like Gmail, Orkut, Google News.

　　Let me give you an even more radical example of it.Something called the Results Only Work Environment. The ROWE, created by two American consultants, in place in place at about a dozen companies around North America. In a ROWE people don’t have schedules. They show up when they want. They don’t have to be in the office at a certain time, or any time. They just have to get their work done. How they do it, when they do it, where they do it, is totally up to them. Meetings in these kinds of environments are optional.

　　What happens? Almost across the board, productivity goes up, worker engagement goes up,worker satisfaction goes up, turnover goes down.Autonomy, mastery and purpose, These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Now some of you might look at this and say, “Hmm that sounds nice. But it’s Utopian.” And I say, “Nope. I have proof.”

　　The mid 1990s, Microsoft started an encyclopedia called Encarta. They had deployed all the right incentives, all the right incentives. They paid professionals to write and edit thousands of articles. Well compensated managers oversaw the whole thing to make sure it came in on budget and on time. A few years later another encyclopedia got started. Different model, right? Do it for fun. No one gets paid a cent, or a Euro or a Yen. Do it because you like to do it.

　　Now if you had, just 10 years ago, if you had gone to an economist, anywhere, And said, “Hey, I’ve got these two different models for creating an encyclopedia. If they went head to head, who would win?” 10 years ago you could not have found a single sober economist anywhere on planet Earth,who would have predicted the Wikipedia model.

　　This is the titanic battle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This is the Ali-Frazier of motivation. Right? This is the Thrilla’ in Manila. All right? Intrinsic motivators versus extrinsic motivators. Autonomy, mastery and purpose, versus carrot and sticks. And who wins? Intrinsic motivation, autonomy, mastery and purpose, in a knockout. Let me wrap up.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business does. And here is what science knows. One: Those 20th century rewards, those motivators we think are a natural part of business,do work, but only in a surprisingly narrow band of circumstances. Two: Those if-then rewards often destroy creativity. Three: The secret to high performance isn’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but that unseen intrinsic drive, the drive to do things for their own sake, the drive to do things because they matter.

　　And here’s the best part. Here’s the best part. We already know this. The science confirms what we know in our hearts. So, if we repair this mismatch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business does, If we bring our motivation, notions of motiva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if we get past this lazy, dangerous, ideology of carrots and sticks, we can strengthen our businesses, we can solve a lot of those candle problems, and maybe, maybe, maybe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I rest my case.(Applause)

　　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典故，说的是在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一部《三都赋》在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现代出现了“中国绿豆贵”。如果真是张悟本的原因（至少我是不相信的，泱泱大国，未能管好绿豆价格疯长，只能说自身的战略储备、危机预警、决策体制、应对策略等诸多环节都有问题），可见张悟本是左思一样的能人。

　　张悟本的能力如何，是否能被称为专家，由专业人士去评判吧。这里只想简单说说，张悟本的营销特色。先总结十点：

　　1. 选择关注度高的领域作为推广方向；

　　2. 编一个辉煌的历史，自己太少祖宗凑；

　　3. 弄一大堆耀眼头衔，真的不够假的凑；

　　4. 整一系列成功案例，实的不足虚的凑；

　　5. 树立品牌很重要，统一品牌能省力；

　　6. 电视媒体最忽悠人，尤其是卫视覆盖全中国；

　　7. 必须出书，而且由“人民日报出版社”这样的权威出版社出版；

　　8. 到处讲课，不图挣钱，图的是案例和知名度；

　　9. 精英团队，持续炒作，为的是金钱和影响力；

　　10. 塑造公益善人形象，更易获得认同……

　　总结着总结着，想起了科利华做的《学习的革命》。

　　以上十点，大多也是各种各样的咨询公司或咨询机构普遍采用的。我不认为，一个企业应该像媒体报道的张悟本那样作假，但我认为，以上的许多做法值得许多公司学习，当然要以“合理、合法、说真话”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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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富爸爸系列书里面，罗伯特.清崎一直在强调投资理财思维和能力的重要性。如果具备了投资理财的思维和能力，没有钱也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思维和能力，即使有了这个钱，你也很难守的住。英国小伙子迈克尔·卡罗的经历很好的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据《每日邮报》报道，一名英国男子在短短8年内挥霍掉自己买乐透彩票获得的970万英镑奖金，不得不重拾本业，回到家乡做一名清洁工。

　　2002年，19岁的英国小伙子迈克尔·卡罗幸运地中了970万英镑的乐透头奖，一夜之间从清洁工变成了百万富翁。他赠送给亲友几百万英镑，买了豪宅、名车，每天吸毒、赌博、嫖妓，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

　　这8年来，卡罗频频因为反社会行为被送上法庭，妻子也因为难以忍受他的糜烂生活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卡罗常在家里开吸毒聚会，每天要服用价值2000英镑的可卡因，他还将大把的钞票花费在赛马和妓女身上，直到入不敷出，在今年2月宣告破产。

　　现在，26岁的迈克尔·卡罗回到家乡诺福克郡继续做清洁工，每周领取42美元的社会救济金。他说，派对已经结束，到了面对现实的时候了，他愿意像普通人一样靠工作获得报酬。

　　
　　迈克尔·卡罗在练习拖垃圾桶

　　
　　8年前，迈克尔·卡罗幸运地中了970万英镑的乐透头奖

　　
　　2004年，迈克尔·卡罗赴法庭受审

　　
　　不久前迈克尔·卡罗在一家工作中心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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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企业家靠的是胆量，在许多事情不能做的年代，他们比比人胆子大。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精神造就了最朴素的第一代企业家。

　　第二代企业家靠的是技术，依靠一门自己掌握的技术或者说企业家的独到技术支持成就了中国的第二代企业家。而中国的工业和产业化，也就是从这一代企业家开始成长起来。

　　第三代企业家靠广告，刚刚步入商海的产业界，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商品经济，大多还停留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之中，而有些先知先觉就已经开始依靠广告来宣传自己的产品，扩大自己的影响和销量。

　　第四代企业家靠营销，当大家都开始做广告时，广告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这时候的广告更需要创意的支持，于是营销就成了这个时代企业家的标志性素质。

　　第五代企业家靠公共关系，和政府与大众的关系亲疏，直接决定着是否可以有优质资源，以及优质资源如何成为产品参与流通，而这个时候，那些关系良好的商人无疑成为取得资源并且将资源变为劳动力的最大赢家。

　　第六代企业家靠服务。这些商人开始回归商业本身，提供给中国民众良好的服务，依靠优质的产品，并且把产品线延伸在售前的体验和售后的服务，来打动客户，从而成就自己的辉煌。

　　第七代企业家打品牌，依靠强大的宣传攻势，让自己的品牌深入人心，从而获得强大的品牌支撑及其带来的高附加值。

　　第八代企业家讲文化，用一种人文精神，来刺激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

　　第九代企业家依靠的是系统，成为制造或者花钱买系统的企业，从而在未来的商场竞争中成为标准的制定者立于不败之地。全世界最赚钱的生意只有两种：一种是拥有系统的公司，例如沃尔玛、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另外一种赚钱的生意则是花钱购买系统的，即直接投资或加盟连锁。

　　第十代企业家靠金融，有的通过银行等金融体系的支持来做大，有的通过资本运营等方式把企业做强，有的则干脆做起了金融、投资。

　　这就是企业家的进化史。它暗含了熊彼得说的创造性破坏：“即不断破坏旧结构，不断创造新结构”。物竞天泽，适者生存，在社会中，就是存在着这样的社会进化。

　　从以上中国企业家的进化史可以看出，资本运营是中国企业家的最高境界。从我国企业发展的现状也可以发现，中国优秀的企业家往往也是资本运营的高手，如柳传志、马云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高级会计师冯鹏程

　　1968年的春天，萝伯”舒乐博士决心在美国加州建造一座水晶大教堂。他向著名的设计师菲力普”强生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我要建造的不是一座普通的大教堂，而是要建造一座人间的伊甸园。”

　　菲力普”强生问他：“预算需用多少钱？”

　　萝伯”舒乐博士坦率而明确地回答：“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对我来说，是100万美元还是400万美元的预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重要的是，这座水晶大教堂本身一定要具有足够的魅力来吸引捐款。”

　　后来，水晶大教堂的预算初步定为700万美元。这700万美元对于当时的萝伯”舒乐博士来说，不仅是一个超出他能力范围的数字，而且也是超出了众人理解范围的数字。

　　当天夜里，萝伯”舒乐博士拿出一页白纸，在最上面写下“700万美元”，接着又写下10行字：

　　1．寻找1笔700万美元的捐款。

　　2．寻找7笔100万美元的捐款。

　　3．寻找14笔50万美元的捐款。

　　4．寻找28笔25万美元的捐款。

　　5．寻找70笔10万美元的捐款。

　　6．寻找100笔7万美元的捐款。

　　7．寻找140笔5万美元的捐款。

　　8．寻找280笔2．5万美元的捐款。

　　9．寻找700笔1万美元的捐款。

　　10．卖掉1万扇窗户，每扇700美元。

　　从此，萝伯”舒乐博士开始了苦口婆心、坚持不懈的漫长募捐生涯。

　　到第60天的时候，富商约翰”可林被水晶大教堂奇特而美妙的模型所打动，萝伯”舒乐博士得到了100万美元的第一笔捐款。

　　到第65天的时候，一位听了萝伯”舒乐博士演讲的农民夫妇，捐出了1000美元。

　　到第90天的时候，一位被萝伯”舒乐博士孜孜以求精神所感动的陌生人，开出了一张100万美元的银行支票。

　　到第8个月的时候，一名捐款者对萝伯”舒乐博士说：“如果你的努力能筹到600万美元，那剩下的100万美元就由我来支付。”

　　到第二年的时候，萝伯”舒乐博士以每扇窗户500美元的价格请求美国人认购水晶大教堂的窗户，付款的方法为每月50美元，10个月分期付清。实际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得多，还不足6个月，一万多扇窗户就全部认购完毕。

　　建造水晶大教堂共用掉了2000万美元，比最初预算多得多，全部是萝伯”舒乐博士一点一滴筹集来的。

　　1980年9月，历时12年，可容纳一万人的水晶大教堂全部竣工，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成为世界各地前往加州的人必去瞻仰的胜景——名副其实的人间伊甸园。

　　后来，萝伯”舒乐博士经常这样讲：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像我这样去建造一座水晶大教堂，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设计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梦想是生命的灵魂，是心灵的灯塔，是引导人走向成功的信仰。有了崇高的梦想，只要矢志不渝地追求，梦想就会成为现实，奋斗就会变成壮举，生命就会创造奇迹。

　　60、50后亿万富豪人数最多 创富能力最强

　　张姓亿万富豪人数最多 王姓紧随其后

　　学历与创富能力不成正比 六成富豪有大学学历

　　2010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 北大富豪数高居榜首

　　2010国外大学造就中国富豪排行榜 哈佛居榜首

　　2010中国大学富豪校友捐赠排行 浙大校友捐赠最多

　　2010中国最盛产亿万富豪专业排行 经管专业产量最大

　　MBA和EMBA提升经商能力和人脉 北大等MBA受青睐

　　2010富豪人数最多行业排行 房地产、能源、IT业居前三

　　2010富豪人数最多省市排行 浙粤苏堪称富豪摇篮

　　导引：

　　2010年5月25日，国内知名网站中国校友会网和《21世纪人才报》发布《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报告对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展开调查统计分析，是我国首个针对亿万富豪的调查报告，旨在为促进和推动广大青年和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参考。

　　报告显示，1999-2009年中国各大富豪榜上榜亿万富豪中，9成“自主创业”造就亿万身价，独立创业者占7成；男富豪“雄霸天下”，女富豪不足1成；60后、50后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创富能力”最强，“70后”、“80后”创富能力尚未凸显；张姓、王姓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张姓富豪创富能力最强。

　　6成亿万富豪拥有大学学历，“学历高低”与“创富能力”不成正比；北京大学造就最多亿万富豪，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紧随其后；“海归富豪”创富能力不及“土鳖富豪”，哈佛大学造就的中国亿万富豪人数最多；经济管理和计算机专业最盛产亿万富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EMBA最受亿万富豪青睐。

　　房地产、能源和IT业是催生亿万富豪的“金矿”；浙粤苏出生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堪称“亿万富豪摇篮”；粤浙苏“造富能力”最强，地区造富能力差异明显；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堪称亿万富豪“创业之都”。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国内外众多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纷纷将目光聚焦在我国民营企业家身上，1999年英国人胡润发布了我国首个反映民营企业家创造财富状况的排行榜–“胡润百富榜”。之后的11年间，我国先后有10多个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发布了不同类型的中国富豪榜。目前知名度较高的有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新财富500富人榜和中国校友会网与《21世纪人才报》中国大学创业富豪榜等财富榜单。这些富豪榜均按年度定期公布，榜单从不同角度聚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层次和造富水平的自主创业者的创富历程，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获得了较多的社会肯定。

　　中国富豪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积极推动意义

　　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从我国国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崛起，“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出现促进了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投身我国经商创业大潮，为国家、民族做出更多贡献。中国校友会网总编赵德国认为，中国富豪榜充分总结民营企业家的创富历程，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其一、有利于客观记录我国自主创业者的创富历程，成为反映我国不同时期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和自主创业者创富状况的“晴雨表”。其二、有利于稳步推动我国民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促进企业间良性竞争，并成为民营企业树立品牌、提升知名度的重要途径。其三、有利于真实体现社会和公众对于自主创业者的普遍认可和较高赞誉。

　　“富豪企业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就个体而言，是个人的智商、情商、志向和勤奋，家庭的环境、生存环境和教育方式等诸多因素的结合。就社会角度看，与其个人能力与勤奋努力、社会时势与机遇有非常大的关系，所谓“时势造英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更容易涌现出富豪。他们成功的创业经历对社会的创业热潮所起到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巨大，是我国即将走上创业道路的青年才俊学习的楷模。

　　首发《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旨在促进和推动“自主创业”

　　2010年5月25日，国内知名网站中国校友会网和《21世纪人才报》联合对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人物创富榜、新财富500富人榜等四大知名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的性别、年龄、姓氏、学历构成、毕业院校、就读专业、创业行业、出生地区、所在地区等情况展开调查分析，发布了我国首个针对亿万富豪的调查报告————《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中国校友会网总编、报告制作人赵德国指出，发布报告目的旨在为促进和推动广大青年和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参考。

　　9成富豪自主创业造就亿万身价，独立创业者占7成

　　调查发现，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先后有2000多位“亿万富豪”上榜。其中，9成富豪是通过“自主创业”造就亿万身价，“独立创业”的富豪占总数 7成，血缘、学缘关系组合成为创业的“黄金搭档”。其中，以血缘为纽带“家族成员共同创业”的富豪占2成，形式包括夫妻、兄弟、父子和母女等，当中夫妻组合、兄弟组合和父子组合共同创业者占2/3。另外通过“学缘关系”等合伙创业的富豪占1成，形式包括同学、校友、同事和朋友等。

　　女富豪不足1成，男性富甲天下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上榜的男性富豪有1795人，约占总数的91.72%，其中，2009年上榜男富豪有1044人，占男富豪总数的58.16%。上榜女性富豪仅有162人，约占总数的8.28%；其中，2009年上榜女富豪有104人，占女富豪总数的64.20%。

　　在1999-2009年中国各大富豪榜上榜的女性富豪中，以“夫妻组合”共同创业的女富豪人数最多，有77人 “独立创业”的女富豪有66人，比例达到40.74%；其余的女富豪大多与父母、其他家庭成员如姐弟、姐妹等形式共同创业。

　　60后、50后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创富能力”最强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上榜富豪年龄主要集中在40-50岁、50-60岁、60-70岁三个年龄段，平均年龄为50岁，年龄最大者为90岁，最小者为22岁。其中， 90岁的倪家巷集团董事长吴龙增，是“中国最年长的亿万富豪”，2009年个人财富高达25亿。22岁的滨江集团戚加奇、鱼跃医疗吴群是“最年轻的亿万富豪”，分别与其父亲共同拥有85亿和26亿财富。

　　在1999-2009年中国各大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中，40-50岁的“60后”亿万富豪人数最多，约占总数的35.70%；紧随其后的是50-60岁的“50后”亿万富豪，约占总数的28.00%。“60后”和“50后”亿万富豪合计约占总数的63.70%，可见“60后”和“50后”亿万富豪是目前我国已经成功创业的“商界创业领袖”的主力军。中国校友会网总编赵德国指出，与其他年龄段的亿万富豪相比，“60后”和“50后”上榜富豪的“创富能力”最强，其中，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富豪均超过20人。

　　张姓亿万富豪人数最多，王姓紧随其后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244个姓氏。上榜亿万富豪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姓氏有4个，分别是张、王、李和陈，四姓氏上榜的富豪人数合计约占总数的26.67%。其中，张姓亿万富豪人数最多，王姓、李姓富豪紧随其后。

　　其中，张姓上榜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145人，高居“2010中国亿万富豪姓氏排行榜”榜首。从各姓氏富豪的财富量级来看，张姓富豪的创富能力最强，重量级富豪众多，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张姓富豪有9人。而王姓亿万富豪虽然有141人，富豪人数与张姓富豪几乎相同，但上榜王姓亿万富豪的创富能力还无法与张姓富豪相比，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王姓富豪仅有2人。

　　6成亿万富豪拥有大学学历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6成上榜的亿万富豪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27.44%的亿万富豪拥有硕士、博士学历， 其中，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富豪有25人；拥有大学本科和专科学历者占总数的32.55%，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富豪有27人；中专以下及无学历者占40.01%，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富豪仅有18人。

　　“学历高低”与“创富能力”不成正比

　　整体而言，1999-2009年中国各大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学历层次不高，高学历上榜富豪相对较少，与上榜亿万富豪在商界所取得的商业成就相比，其学历层次相对较低；“学历高低”与“创富能力”不成正比，学历的高低并未显示出在富豪创业成功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校友会网总编赵德国指出，这一现象在中国校友会网和《21世纪人才报》2009中国大学创业富豪榜中也是如此，上榜的100位大学生创业富豪中，硕士、博士学历者仅占14%，其余均为大学本科、专科学历者。

　　北京大学“造富能力”最强，复旦校友“创富能力”最突出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造就和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高达63人，雄居“2010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榜首，是我国“造富能力”最强的大学。其中，2009年北京大学有38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1390亿元，2009年个人资产上百亿的富豪校友有2人。

　　从北京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MBA、经济管理、法学、生物工程和数理化等专业。其中，北京大学富豪校友涉足IT业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房地产、医药、金融投资和能源等行业，主要集中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成都、宁波和重庆等中心城市，在北京富豪校友人数最多，有20多人。

　　清华大学位居第二，毕业的亿万富豪人数有54人。其中，2009年清华大学有32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911亿元。从清华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MBA、机械工程、土木建筑、物理、电子工程、化学化工、计算机、自动化等专业。其中，清华大学富豪校友涉足IT业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房地产、电力、化工和能源等行业，主要集中在北京、深圳、上海、南通、苏州等中心城市，其中，在北京富豪校友近20人。

　　浙江大学有53位亿万富豪校友，名列第三。其中，2009年浙江大学有36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1499亿元，2009年个人资产上百亿的富豪校友有2人。从浙江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MBA、经管、法学、计算机、历史、土木建筑等专业。其中，浙江大学富豪校友涉足房地产业的人数最多，其次是IT、金融投资、能源和医药等行业，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绍兴、上海、金华、温州等城市，在浙江杭州亿万富豪校友近30人。

　　复旦大学有38位亿万富豪校友，名列第四。其中，2009年复旦大学有25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1354亿元，2009年个人资产上百亿的富豪校友有3人，可以说复旦大学富豪校友“创富能力”最突出。从复旦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MBA、经管、医药学、光学、新闻、哲学等专业。复旦大学富豪校友涉足房地产业的人数最多，其次是金融投资、能源、医药和IT等行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绍兴、广州、北京等城市，在上海富豪校友近20人。

　　中国人民大学居第五，有26位亿万富豪校友。其中，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有18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894亿元，2009年个人资产上百亿的富豪校友有2人。从中国人民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MBA、经管、法学等专业。从中国人民大学富豪校友所在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等城市。

　　上海交通大学列第六，有19位亿万富豪校友。其中，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有8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279亿元。从上海交通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MBA、电子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经管等专业。从上海交通大学富豪校友企业所在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

　　列第七的是中山大学，有18位亿万富豪校友。其中，2009年中山大学有13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404亿元。从中山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MBA、经管和哲学等专业。从中山大学富豪校友所在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广州、汕头、深圳、北京等城市。

　　居第八的南京大学，有16位校友。其中，2009年南京大学有10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272亿元。从南京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MBA、经管、电子工程和土木建筑等专业。从上榜富豪校友所在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南京、常州、南通、杭州等城市。

　　华南理工大学有15位亿万富豪校友，列居第九。其中，2009年华南理工大学有9位富豪校友上榜，财富合计高达353亿元。从华南理工大学富豪校友就读的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通信和机械工程等专业。从上榜富豪校友所在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和香港等城市。

　　并列第十的是有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等，分别有12位亿万富豪校友。其中，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富豪只有1人。

　　“海归富豪”过百人，创富能力不及“土鳖富豪”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海归富豪”有130多人。从上榜“海归富豪”的财富量级来看，“海归富豪”的创富能力不及“土鳖富豪”，重量级富豪较少，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海归富豪”有11人，而“土鳖富豪”高达39人。

　　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造就中国亿万富豪最多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海归富豪中，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6人，高居全球高校首位；名列第二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培养和造就了5位中国亿万富豪，位居第二；排名第三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培养出4位亿万富豪。

　　选择在北京创业的海归富豪人数最多，有30多人；其次是广东，有20多人，其中，深圳市和广州市是海归富豪最为集中的城市；选择在上海创业的海归富豪近20人，列第三；接下来是江苏和浙江，选择创业的海归富豪在10人左右。从上榜的海归富豪创办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房地产、IT、投资、能源、商业（零售）、医药和化工等行业为海归富豪创富首选。

　　创业致富不忘母校，校友捐赠成大学捐赠主力军

　　调查发现，近年来我国大学校友向母校捐赠的热情逐年高涨，特别是创业成就显著的中国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企业家，他们在合法创造财富过程中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财富，同时不忘国家和母校的培养之恩，纷纷慷慨解囊通过各种形式回报社会、回报母校。在商业上已取得成功的富豪校友已成我国大学校友捐赠的生力军，部分富豪企业家更是屡创中国大学校友捐赠额度的“新标杆”。

　　校友捐赠可以说是对大学教育成果的一种检验。一般而言，出身名校的毕业生，综合素养更高，杰出校友更多，更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诞生富豪的可能性更大，但他们创富成功后是否回馈母校，就体现出他们对大学的关注度和对母校教育成功的认可度。校友通过捐赠来回报母校，体现了大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指出，课题组决定在国内率先将“校友捐赠”作为衡量大学的评价指标引入“中国校友会网2011中国大学排行榜”，这在我国大学评价领域尚属首次，该指标在国外大学评级中早已使用。目的在于倡导大学校友自由捐赠文化，促进大学更加重视校友服务工作，鼓励校友积极关心母校的发展，但不会以“校友捐赠率”作为指标以防数据“掺水”或大学毕业生“被捐赠”。

　　浙大校友段永平捐赠最多，清华校友单笔捐赠额最大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新财富500富人榜和中国校友会网与《21世纪人才报》中国大学创业富豪榜等上榜的富豪中，浙江大学校友、步步高段永平独占鳌头，捐赠母校的金额最多，累计捐赠浙江大学2.48亿元，荣膺“2010中国大学富豪校友捐赠排行榜”的榜首，当之无愧成为了“中国大学最慷慨的富豪校友”，也创下了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的最高纪录。

　　排名第二的是清华大学的四位校友，完美时空池宇峰、迈瑞生物徐航、宋歌和方方，四人共同捐赠清华大学2.2亿元，这也是我国大学最大单笔校友捐赠。居第三的是北京大学校友、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捐赠北京大学价值1亿元地产用于资助人文学科的发展，这是建国以来北大校友中最大的一笔捐赠，更是中国大学校友群体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一笔捐赠。

　　浙江大学获富豪校友捐赠最多，清华大学屈居第二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新财富500富人榜和中国校友会网与《21世纪人才报》中国大学创业富豪榜等上榜的富豪中，浙江大学接收上榜富豪校友的捐赠金额最大，5位富豪校友共捐赠3.5亿元，雄居“2010中国大学接收富豪校友捐赠排行榜“榜首；清华大学有5位富豪校友捐赠，合计捐赠2.28亿元，名列第二；北京大学有3位富豪校友捐赠，合计捐赠1.3亿元。南京大学获捐5500万元，列第四；天津大学获捐5350万元，居第五；中南大学接收富豪校友捐赠4390万元，名列第六；暨南大学获捐2625万元，居第七；复旦大学获捐2220万元，列第八；武汉大学接收富豪校友捐赠2100万元，列第九；中山大学获捐2000万元，位居第十。

　　“经管专业”最盛产亿万富豪，理工专业优势渐显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的亿万富豪中，选择就读“经济管理”专业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高达457人，雄居“2010中国最盛产亿万富豪的大学专业排行榜”榜首。其中，2009年个人财富上百亿的富豪有11人。在选择就读“经济管理” 专业的亿万富豪中，5成为MBA、EMBA学历者，而拥有经管专业大专学历的富豪中多数是通过自考、函授、成人教育等形式获取。从各校经管专业毕业富豪人数来看，北京大学经管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12人。

　　名列第二是“计算机专业”，就读的亿万富豪有43人，2009年个人财富上百亿的富豪有3人。其中，近7成富豪在本专科阶段就读计算机专业，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4人。“土木建筑专业”列第三，有32人就读。其中，2009年个人财富上百亿的仅有1人，重庆大学土木建筑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4人。

　　居第四的是“法学专业”，有29人就读。北京大学法学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6人。列第五的是“化学化工类专业”，有28人就读。其中，2009年个人财富上百亿的富豪有2人，清华大学、中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类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各有2人。

　　“机械工程专业”并列第五名，也有28位富豪就读，清华大学和重庆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各有3人。居第七的是“电子工程专业”，有27人。其中，2009年个人财富上百亿的富豪有3人，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的电子工程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各有2人。“自动化专业”列第八，就读富豪21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福州大学自动化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各有2人。

　　列第九名的是“材料冶金类专业”，有19人。其中，2009年个人财富上百亿的富豪有2人，中南大学的材料冶金类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4人。“生物工程专业”并列第九，也有19人，其中，北京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各有2人。

　　文理科造富能力“旗鼓相当”，经管和计算机“并驾齐驱”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厦门大学冯用军博士分析指出，从1999-2009年中国各大富豪榜上榜亿万富豪就读专业来看，亿万富豪就读专业明显呈现出集中于热门专业的特点，文科富豪人数最多的是经济管理专业，理工科富豪人数最多的计算机专业。文科专业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法学、中文、艺术和外语等专业，其中，经管专业“一枝独秀”，近四成上榜亿万富豪经管专业毕业，遥遥领先其他专业；而理工科专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土木建筑、化学化工、机械工程、电子工程、自动化、材料冶金、生物工程、物理和数学等专业。

　　从各专业的造富和创富能力来看，文科和理科专业造富能力“旗鼓相当”，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亿万富豪在人数和资产总额上与文科背景富豪相比略占优势，从最近几年上榜富豪就读专业来看，理工科专业毕业的亿万富豪逐年增多；厦门大学冯用军博士指出，可以说理工科专业在培养杰出人才如商业领袖上的优势日渐凸显，理工科专业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社会中开始重现往日魅力。

　　MBA和EMBA提升富豪的经商能力和人脉竞争力

　　调查发现，自1991年我国开始实施MBA教育和2002年开始实施EMBA教育以来，我国众多自主创业者在创富的过程中，通过在职和脱产学习攻读各种形式的MBA、EMBA学位。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厦门大学冯用军博士指出，在1999-2009年中国各大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中，约13.64%的上榜亿万富豪获得国内外著名高校的MBA和EMBA等研究生学历。可以说MBA 、在职MBA和EMBA等已成为亿万富豪提升自身知识水平、经商能力和人脉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北大、清华和中欧MBA最受亿万富豪青睐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MBA和EMBA最受中国亿万富豪青睐，选择就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33人，高居“2010最受亿万富豪青睐中国MBA/EMBA排行榜”榜首。清华大学有30人，列第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有26人，列第三；长江商学院有24人，居第四；复旦大学有16人，列第五；浙江大学有14人，列第六。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各有10人，并列第七；上海交通大学居第九，有8人。南京大学有5人，居第十。

　　名牌高校商学院最受亿万富豪欢迎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厦门大学冯用军博士指出，在1999-2009中国各大富豪榜上榜并拥有MBA、EMBA学位的亿万富豪中，约85%的富豪选择就读国内著名高校的MBA和EMBA，这些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经济和文教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中，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南京、长沙等这些著名商学院集中的地方，同时又是我国著名大学和亿万富豪集中的省会和大城市，这些地区的著名高校的商学院对亿万富豪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房地产、能源和IT业亿万富豪最多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涉足“房地产”行业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567人，高居各行业首位，约占富豪总数的28.96%，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中国校友会网首席专家、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王凌峰博士指出，这些城市均是我国房价相对较高的区域，2009年财富上百亿的富豪有27人，可以说房地产业是我国造富能力和创富能力最强的行业。

　　涉足能源行业的有235人，居第二，主要集中在香港、上海、太原、北京和绍兴等城市，均是我国投资人士较为集中城市和能源型的城市。IT行业有221人，列第三，主要集中在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和成都等城市，均是我国信息产业较发达的地区。金融投资行业有179人，居第四，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成都等城市，均是我国金融行业较集中的地区。浙江商帮引人注目，10个城市当中浙江占了3个之多。

　　化工行业有159人，列第五，主要集中在绍兴、杭州、成都、广州和无锡等地区，均是我国化工和制造业基地。列第六的是冶金行业，有137人，主要集中在天津、杭州、唐山、安阳和郑州等地区。医药行业列第七，有130人，主要分布在北京、深圳、杭州、成都和沈阳等城市。制造行业列第八，有119人，主要分布在常州、无锡、上海、成都和宁波等城市。食品行业有113人，列第九，主要分布在北京、成都、郑州、深圳和上海等城市。服装行业居第十，有103人，主要分布在泉州、温州、杭州、上海和宁波等城市。

　　房地产金融领域亿万富豪高度集中，呼唤更多制造业富豪

　　调查发现，涉足房地产、能源、投资金融三个行业的亿万富豪数量约占1999-2009年中国富豪榜上榜亿万富豪总数的50%，尤其是涉足房地产行业富豪数量，几乎占全部富豪的1/3，是我国最盛产亿万富豪的行业。中国校友会网首席专家、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王凌峰博士分析指出，日本、美国等国家在20世纪多次出现的房地产泡沫、金融行业过度投机等宏观经济教训值得关注。房地产行业、传统能源行业、金融行业不能从本质上真正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科技竞争力，反而可能因为过度投机、市场过热而危及国家经济稳定与安全，因此，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依靠一些政策性因素、地理性因素快速敛财，快速敛财于个人有益、于社会与国家无益甚而有害，可能助长不顾手段投机以求速富的浮躁心态与行为，期待未来在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环保生物产业出现更多富豪，鼓励技术致富、知识致富、创新致富，以真正发挥富豪群体对社会特别是对青年人强烈的正面导向价值。

　　浙粤苏出生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堪称“亿万富豪摇篮”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富豪出生地区主要分布在除青海、西藏以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浙江出生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330人，雄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位；其次是广东，有197人，居第二；江苏有165人，居第三；浙江、广东、江苏出生的富豪合计近700人，将其他省市远远抛其后，堪称“中国亿万富豪的摇篮”。山东有96人，居第四；福建有93人，居第五；上海有58人，居第六；四川有55人，居第七；辽宁有53人，列第八；河北有51人，位居第九；北京和河南各有50人，并列第十。

　　“东南沿海”经商创业人才辈出

　　1999-2009中国各大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主要出生在我国除西藏等省区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220多个地级城市，其中，上榜亿万富豪出生人数在5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有11个，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教育发展水平高的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和福建等地区，这些地区是创业型亿万富豪的“高产区”。王凌峰博士分析指出，决定上榜亿万富豪出生地区分布的第一位因素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转移规律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沿海优先发展政策；第二位因素是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战备的需要几乎无国营企业所造成该地区第二产业的空白，为发展民营企业提供了舞台；第三位因素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教育发达，占据天时、地利之便、人和因素，所以创业人才辈出。

　　粤浙苏“造富能力”最强

　　结果显示， 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广东上榜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323人，雄居“2010中国各省市亿万富豪排行榜”榜首，体现出超强的造富能力，其中，涉足房地产、IT和金融投资行业的富豪最多。其次是浙江，有308位亿万富豪上榜，位居第二，涉足房地产、化工和制造行业的富豪最多。江苏有185人，列第三，涉足房地产、制造和化工行业的富豪最多。北京有180人，居第四，涉足IT、房地产和金融投资行业的富豪最多。列第五的是上海，有160人，涉足房地产、金融投资和IT行业的富豪最多。

　　山东有99人，居第六，涉足食品、能源和化工行业的富豪最多。 福建位居第七，有84人，涉足服装、房地产和能源行业的富豪最多。四川有67人上榜，列第八，涉足房地产、食品和化工行业的富豪最多。居第九的是辽宁，有63人，涉足房地产、建筑材料和能源行业的富豪最多。河北有48位亿万富豪上榜，列第十，涉足冶金、能源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最多。

　　亿万富豪分布过于集中，地区造富能力差异明显

　　从1999-2009中国富豪榜上榜亿万富豪所在地区分布看，主要来自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上榜亿万富豪人数在40人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12个，亿万富豪分布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可谓是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地区造富能力差异明显，上榜富豪人数不足10人的有甘肃、贵州、海南、宁夏和青海等5个省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宁夏和青海仅有1人上榜。

　　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堪称亿万富豪“创业之都”

　　结果显示，在1999-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和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上榜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180人，高居“2010中国亿万富豪城市排行榜”榜首，主要集中在IT、房地产和金融投资等行业。上海有160人，名列第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金融投资和IT等行业。广东深圳位居第三名，有127人，主要集中在IT、房地产和金融投资等行业。列第四的是浙江杭州，有110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IT和金融投资等行业。广东广州有75人，位居第五，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化工和能源等行业。

　　浙江绍兴列第六，有65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纺织和化工等行业。四川成都位居第七，有45人上榜，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食品和IT等行业。浙江温州、江苏南京和广东佛山各有38人上榜，并列居第八，其中，温州富豪主要涉足房地产、电器和服装等行业，南京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业和IT等行业，佛山富豪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家电和陶瓷等行业。

　　亿万富豪扎堆，高度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发达城市

　　分析发现，从1999-2009年中国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所在城市分布看，上榜亿万富豪人数在20人以上的城市有23个，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沿海等经济、科技和教育发达的中心城市和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这些城市可谓是创业型亿万富豪的最为集中的城市，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城市。上榜亿万富豪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城市有4个，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可以说这4个城市也是我国创业经商环境最佳的城市。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分析原因在于，总的来说，富豪是个体志向与天时、地利、人和、经商与文教传统最佳组合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为第一波和第二波“下海潮”提供了最好的天时、地利、人和、传统等外部条件，而敢于自主创业的商海弄潮儿抓住了对外开放的机遇，成功地走上了创富的道路。

　　蔡言厚教授认为，北京、上海自建国以来，一直是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举足轻重的两大汇集点，可谓南北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座，亿万富豪数量出现最多不足为奇。而深圳作为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符号与象征，是中国的创业热土，政策优惠、机会很多，出现较多富豪也属理所应当。但杭州历来既非国家投资重点区域，也罕有特区政策优惠，“浙商们”却能在轻工业、制造、服装、金融等领域大展身手，包括浙江杭州、绍兴、温州、宁波和金华等城市涌现出一大批“本土富豪”，主要原因在于杭州商业文化源远流长，浙江商人在浓厚的重商意识与文化传统熏陶和激励下敢闯敢干。但与广东、上海和北京等开放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圈相比，浙江“本土富豪”一枝独秀、“外来富豪”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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